第十九章 （2 / 20）

蔡继刚坐下说：“我同意这种看法，但需要更正一下，应该说我统帅部在抗战初期，对开辟敌后战场还是相当重视的。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时，委座就提出：‘政治重于军事，游击战重于正规战，变敌后方为其前方，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。’当时我军滞留在敌后的兵力已达30个师，主要活动在豫北、冀南、冀中、山西太行山和冀察等地；华东的鲁西北、鲁南的泰沂山区、苏北和苏浙赣交界靠近交通线的山区。南岳会议后，我统帅部又向敌后战场陆续增派了30个师，如果加上地方部队，我军在抗战中、前期，留在敌后战场的部队共计超过100万人，这怎么能说不重视呢？”

二战区少将高参彭述桐立刻表示赞同：“我同意云鹤兄的观点，至少我们二战区一直在坚持敌后作战。太原失守后，阎长官将原行政区划分为七个游击区，后调整为六个，分别以卫立煌第14集团军、中共第18集团军和晋绥军为核心，组成南、东、北三路军，分别建立起中条山及吕梁山、太行山、晋西北山区三个战略游击根据地。当时第18集团军只占据了太行山晋冀豫三省交界的一部分，而太行山东南部一直在我们手里。另外，卫立煌部的中条山、太岳山根据地虽属一战区直辖，但也在山西境内。从作战效果上看，战争中、前期我敌后部队的战绩相当突出，中条山根据地曾连续13次抵御住日军的重兵围攻，直到1941年5月才失守。而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则一直坚持到1943年才被迫放弃。除此之外，我军控制的还有吕梁山、恒山等根据地……不过，1943年以后，除吕梁山还在坚守外，我军其余的根据地都基本失守。”

来自九战区的少将高参石敬源也发言：“我九战区以大云山、九宫山、岷山、庐山为根据地，在前后三次长沙会战中，协助国军主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及湖南境内公路全部破坏，使敌人重炮、坦克、卡车等皆不能通行，应该说，九战区的敌后将士在三次长沙会战中功不可没。”

徐永昌插言道：“诸位，我看还是多听听云鹤的分析吧。云鹤啊，我有个问题，现在有这么种说法，到目前为止，整个抗战分为两个战场，我军在正面战场作战抗敌，而敌后战场是中共武装在苦苦支撑，你同意这个观点吗？”

蔡继刚有些踌躇，这个问题比较敏感，鉴于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，怎样说也不会使所有人都满意。政治上的歧见一旦遇到军事问题，就会出现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的局面，很少有人会跳出本身的政治立场去考虑问题。

蔡继刚斟酌着词句说：“现在的事实是，在抗战中、前期，国共两党都在敌后致力于建设抗日根据地，但很遗憾，结果却很不一样：我军的敌后根据地，到1943年左右基本上都丧失了，一百万的敌后游击武装也差不多损失殆尽；而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，却扩展到十余省，其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几万人，发展到近百万人。这就带来一个问题，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，同样是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，这两者的结局为什么会如此不同？我觉得……这倒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话题，如果搞清楚这一点，会对我军当前制订战略战术方案起到一个不错的警示作用。”

“哦，你可以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嘛，对共产党的问题，不要有什么顾虑，我们只谈军事，不谈政治，今天的会议不过是学术性的探讨嘛。”徐永昌鼓励道。

蔡继刚下了决心：“好，那我就斗胆谈谈我的看法。我认为，在坚持敌后游击战方面，我军的战略指导思想有一些失误，虽然蒋委员长在抗战初期就提出过‘游击战高于正规战’的口号，但我各根据地的部队，其主导思想仍然是为正面战场服务，这样必然导致其作战自由度的降低。而与此相反，中共军队却一直在进行‘独立自主的游击战’，他们没有条条框框，也不用执行战区长官部和军委会的命令，所以从策略上就灵活得多，他们拥有很大的作战自由度。”

石敬源说：“云鹤兄，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？”

“好，首先是我军根据地占据的战略位置都很重要，比如第一、二战区的太行山、吕梁山、中条山等，第三战区的天目山，第五战区的大别山，第九战区的大云山、九宫山、岷山、庐山等根据地，都是可攻可守，而且能直接威胁日军交通要道，迫使日军不得不以重兵防守的敏感地区。事实上，日军在占领武汉、广州后就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，究其原因，与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根据地的牵制作用，有很大关系。”